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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的中美贸易协议需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

By Dominic Ng

Mar. 25, 2018
华美银行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
华美银行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

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Dominic Ng)表示,唯有中美两国制定明确的规定才能达成贸易协议。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海湖庄园(Mar-a-Lago)会晤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命运仍悬而未决。数月以来,两国都感受到了经济紧张局势带来的损害:美国对中国的谷物、石油、液化天然气和乘用车等商品的出口量大幅下降。最新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也已连续三个月出现类似下滑。在更多的不确定性之下,中国对美投资也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跌至2018年的不足50亿美元。

2月中旬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增加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据报道,中国在近期的多次大规模采购美国商品后,表示愿意另购买价值1.2万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以示诚意,但具体时间表未定。另有报道指出,美国官员正试图与中国在多个领域达成协议,包括农业、服务业、非关税壁垒、汇率稳定、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和网络安全。

中美两国达成并遵循协议不但是众所期待的圆满结果,也有助于改善中美的长期关系。要实现这一目标,两国需要的不仅是良好的谈判技巧,更重要的是重建两国的信任。否则,任何协议都很可能会迅速瓦解。

在我看来,为了维持协议,两国需要采取以下几个关键步骤来重建足够的信任:

首先,我们需要分清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活动和纯粹的商业活动。

在新的安全顾虑下,即使是最理想的协议也会让中美关系的紧张加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切断中美商务合作关系,相反,两国在非敏感产业仍有扩大商业活动的巨大潜力。美国的大豆种植者不必因为美国对出口两用技术(dual-use technology)的担忧而遭受损失。中美的企业和消费者都期待,两国能够在合理范围内制定必要的国家安全限制,并在敏感领域实现最小程度的脱钩(de-coupling),为正常的商业活动保留适当空间。

近年来,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有所扩大,且尚未被重新界定,这给市场参与者带来了不确定性,也成为达成上述目标的一个关键挑战。在投资领域,《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简称FIRRMA)使美国投资审查制度进入全面改革,但该法案的核心内容仍不明确,包括未列明需进行特别审查的技术类别。而中国发布的《网络安全法》等新规也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了不确定性。同时,由于中美两国分别通过新法规大幅增强了向海外转移知识产权的管制,这也对双方的科研合作造成类似影响。

这些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想要投资成长型和创新产业的意愿。如果我们不尽快澄清相关限制,这些模煳不清的国家安全思维将有可能成为两国的主导原则。中美企业必须能够区分禁区,并对可商业化的领域进行合理评估,而不必担心持续不断的政策调整或政治化。

第二,我们需要接受经济体系中的结构性差异,并努力达成尊重各国利益的协定。

美国曾期待中国的经济模式会越来越相似于西方的自由主义,这是让中美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随着这些预期落空,双方都必须基于中国国情与发展模式设定合理的预期。即使模式不同,两国也必须在经济管理和商业关系的共同原则上达成共识。这就要求中国履行三中全会在市场准入、国有企业改革和竞争等领域的经济改革承诺,这些也符合中国的核心内部利益。同时,美国也应当接受,某些系统性差异将永久存在于中美关系中。

有了这些举措,我们应该就能够实现基础经济收敛( economic convergence)的共同愿景。(也就是说,两国的发展水平会趋向接近。)但我担心的是,即使谈判已经到了最终阶段,双方仍在各说各话。具体来讲,中国不断强调通过贸易让步减少经常账户失衡(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而美国则坚持认为,唯有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双方才能达成协议。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但只有解决中国的结构性分歧,才能帮助重建中美之间的长期信任。

第三,建立衡量成果和进展的具体机制。

一旦双方就共同愿景及相关承诺达成一致,就必须制定一份可衡量的成果清单,以方便彼此清楚地了解下一步行动。考虑到两国需要在协议的结构上和有关交易方面均达成共识,在确定衡量指标时就要从广泛和狭隘两方面着手。广泛的指标如中国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而减少投资限制的幅度;狭隘的指标如特定产品(像美国的农业或半导体)的出口量,以及特定行业(如美国在中国金融或汽车业)的投资增长。

为了让美国的领导者们相信中国将信守承诺,从而取消关税升级,双方事先确定这些可衡量的成果必不可少。一旦协议达成,也将给中国带来信心,相信不管将来由哪个党派执政,美国政府都将遵守谈判结果。反之,未来达成其它协议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

第四,政府需要保障其公民享有合法权益和行动自由。

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的一个负面结果是,研究人员、企业高管、学生等个人越来越有可能卷入防御性政策和政治花招。这是两国共同造成的问题。

在美国,有关部门最近收紧了对中国学生签证的某些要求,反映出大众对中国研究生的普遍怀疑。美国还加大了对涉嫌间谍活动和其他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虽然犯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但这一举动也导致了像陈霞芬(Sherry Chen)这样的华裔美国人被误控与中国政府合谋,声誉遭到损害。最后,特朗普总统对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言论在中国引发了一种看法:美国没有平等地遵守规则,而是将孟晚舟作为贸易谈判中的筹码。

同样的趋势在中国也很普遍。对国内外企业不同的法律待遇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原先承诺的改革也没有兑现。限制与外国研究人员进行科学合作的新规定反映了与美国国内类似的情况。例如,最近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拘留一事在外国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解决,对两国的合作企业和研究团体将产生寒蝉效应(法律用语,是指当下对言论自由的“阻吓作用”),进一步破坏信任。中美两国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确保用于彼此国家的企业、高管和个人的法律透明且公平。如果缺少这个保证,社会各界对政治化和专断待遇的不确定性与恐惧将继续恶化,两国间的信任将被侵蚀,未来的经济前景也将遭受破坏。

在谈判代表们继续为解决这场代价高昂的贸易战而努力时,我诚恳地建议他们不仅要考虑为了达成协议所必须取得的“胜利”,还要考虑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来重建信任,确保协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乃至几年内持续有效。只有建立在重建信任基础上的协议,才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减少长期破裂带来的更高代价。没有这种信任,我担心任何协议都只是暂时的,所有谈判也将付诸东流。

本文最先被刊登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

翻译:Sand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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