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將貿易戰變成一場投資戰

July 5, 2018

By Dominic Ng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勸誡美國不要升級與中國的經濟戰爭。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勸誡美國不要升級與中國之間的經貿衝突，這將使其陷入危險之中。

美中之間很有可能引發一場針鋒相對的貿易戰——繼美國宣布對中國價值5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後，近期，特朗普（又譯川普）政府又擬向額外的價值4000億美元中國商品追加關稅。然而，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這場商品貿易爭端時，華盛頓方面又開闢了另一條戰線：投資。

關於擴大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簡稱CFIUS）審查範圍的立法草案有望在國會通過。儘管法案中提出的一些修改（《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或FIRRMA）是有根據的，但由於特朗普總統對中國乃至整個國際經濟的強硬和不可預知的態度，我擔心含糊的措辭會給特朗普政府太多的迴旋餘地，從而令法案的實施帶有政治化色彩。

美國財政部原定於6月29日對外公布針對中國投資的額外限制條件，但特朗普總統日前宣布決定不對中國投資採取最嚴厲措施。這一轉變引發了內閣部分成員的反對。當前的貿易形勢跌宕起伏，我們還無法確定這些限制條件是否已經不在討論範圍之內。美國可能還是會對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收購實施特別限制，並對綠地項目中涉及的技術轉讓採取更嚴格的控制。與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一樣，此類限制將損害美國的利益和經濟福利。

首先，此類的投資限制將進一步削弱由中國帶來的投資和相關福利。中國對美投資從幾乎為零攀升至2016年的460億美元，這些投資帶來的直接益處包括促進地區發展、增加稅收、創造和維持就業機會，且為推動美國當地創新貢獻良多。但在過去的18個月裡，中國對美投資大幅下降。2017年，投資額縮減至290億美元；2018年前5個月僅為18億美元，創六年來最低水平。

儘管中國對境外資本流動的管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2017年中國對美投資額，但更大的影響來自於美國當局的投資政策——CFIUS對中國的投資審查標準日趨嚴厲，用時也越來越長，以及對中國的強硬政策立場，都進一步導致投資額的下降，阻礙了中國對美投資復甦的進程。反觀中國，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對外投資已回升至2016年之前的水平，特別是針對歐洲的投資正強勁復甦，與在美國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全球直接投資對比圖

美國對中國企業的進一步限制，只會繼續降低中國在美投資回升的可能性，並將中國資本轉移至歐洲和其它發達經濟體。

從歷史上來看，美國從來沒有因經濟影響而對外國投資進行篩選（競爭政策除外），因此，美國政府中也沒有任何機制或機構有資格（或通過民主方式使之合法化）來做出這些決定。因此，任何投資限制都無法透過一項「逐案決定」的制度來實施，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能採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面禁止與特定行業或技術相關的所有投資。這意味著，美國希望獲得的有效且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外國直接投資也無法倖免。例如，特朗普總統不滿中國對美國汽車製造商設置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如果美國因此對中國的汽車投資施加限制，這樣做雖然可以遏制「惡意」投資，但也極有可能失去對美國有益的投資交易，例如福耀集團在俄亥俄州（Ohio）開設汽車玻璃工廠以及佳通輪胎在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設廠。每個項目都為藍領階級創造了成百上千的工作機會，而這些工作機會對於特朗普總統至關重要。這種「一刀切」的限制還將抑制像百度、蔚来公司（NIO）和拜騰（Byton）這類公司對自動駕駛汽車技術研發設施等高科技領域的投資。這些投資為美國提供了數百個高薪職位，並對世界領先的美國科技公司做出重要貢獻。

對一個國家實施有針對性的投資限制，也將影響美國整體的外國投資環境。針對某個國家模棱兩可的限制將打破美國一貫的開放傳統，而這個傳統正是美國經濟強盛的支柱。幾十年來，外國公司在美國的投資都是基於美國透明、有理可依的對外投資待遇。這些企業在美國開展業務，支持了約700萬個就業機會，每年創造近9,000億美元的經濟產出。打破這一傳統意味著，這些外國企業不再能夠在美國享受到政治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例如，德國的一些企業會擔心自己是否會成為下一個目標，因為他們的某些行為也被視為不公平貿易而招致了特朗普總統的不滿。雖然不可預見性正是特朗普擅長的談判策略，但此策略則對全球投資者亮起了警燈，影響投資者信心，將美國經濟陷于危機。

最後，特朗普政府低估了中國「以牙還牙」的能力。中國已表明將對美國提出的每一項關稅措施進行匹配，並可能在投資方面採取類似的回應。儘管在關稅方面，美國在中國進口商品的價值方面佔據上風，但投資領域的情況則截然相反，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遠遠超過了中國企業在美國的規模。如果這場貿易戰蔓延到投資領域，那些目前從中國市場獲利的美國企業就不得不應對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美國與中國的累計直接投資交易額

為了防止貿易衝突升級到影響投資的嚴重程度，我們可以採取哪些措施？首先，美國國會必須確保，新的FIRRMA法案將CFIUS的權限範圍集中在國家安全而非經濟標準之上。他們還必須確保以一種有限和透明的方式執行任何法律，將政治化和職權濫用的可能性最小化，並增強外國投資者需要的政策可預測性。此外，特朗普政府不應實施針對中國投資者的限制——這只會進一步損害有益投資，削弱外國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並對美國企業和公民造成實質性的經濟傷害。美國不應放棄長期堅持的原則，而應通過理性的投資和教育政策來吸引更多外國投資，確保美國仍是全球最明智、最具創新精神的投資者的首選地。

本文最先被刊登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

翻譯：Jessie Liu

點擊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