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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将贸易战变成一场投资战

July 5, 2018

By Dominic Ng

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Dominic Ng）劝诫美国不要升级与中国的经济战争。

华美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建民（Dominic Ng）劝诫美国不要升级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冲突，这将使其陷入危险之中。

美中之间很有可能引发一场针锋相对的贸易战——继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后，近期，特朗普（又译川普）政府又拟向额外的价值4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关税。然而，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场商品贸易争端时，华盛顿方面又开辟了另一条战线：投资。

关于扩大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简称CFIUS）审查范围的立法草案有望在国会通过。尽管法案中提出的一些修改（《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或FIRRMA）是有根据的，但由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经济的强硬和不可预知的态度，我担心含糊的措辞会给特朗普政府太多的回旋余地，从而令法案的实施带有政治化色彩。

美国财政部原定于6月29日对外公布针对中国投资的额外限制条件，但特朗普总统日前宣布决定不对中国投资採取最严厉措施。这一转变引发了内阁部分成员的反对。当前的贸易形势跌宕起伏，我们还无法确定这些限制条件是否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美国可能还是会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收购实施特别限制，并对绿地项目中涉及的技术转让采取更严格的控制。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一样，此类限制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和经济福利。

首先，此类的投资限制将进一步削弱由中国带来的投资和相关福利。中国对美投资从几乎为零攀升至2016年的460亿美元，这些投资带来的直接益处包括促进地区发展、增加税收、创造和维持就业机会，且为推动美国当地创新贡献良多。但在过去的18个月里，中国对美投资大幅下降。2017年，投资额缩减至290亿美元；2018年前5个月仅为18亿美元，创六年来最低水平。

尽管中国对境外资本流动的管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2017年中国对美投资额，但更大的影响来自于美国当局的投资政策——CFIUS对中国的投资审查标准日趋严厉，用时也越来越长，以及对中国的强硬政策立场，都进一步导致投资额的下降，阻碍了中国对美投资复苏的进程。反观中国，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投资已回升至2016年之前的水平，特别是针对欧洲的投资正强劲复苏，与在美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全球直接投资对比图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进一步限制，只会继续降低中国在美投资回升的可能性，并将中国资本转移至欧洲和其它发达经济体。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从来没有因经济影响而对外国投资进行筛选（竞争政策除外），因此，美国政府中也没有任何机制或机构有资格（或通过民主方式使之合法化）来做出这些决定。因此，任何投资限制都无法通过一项“逐案决定”的制度来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全面禁止与特定行业或技术相关的所有投资。这意味着，美国希望获得的有效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无法幸免。例如，特朗普总统不满中国对美国汽车制造商设置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如果美国因此对中国的汽车投资施加限制，这样做虽然可以遏制“恶意”投资，但也极有可能失去对美国有益的投资交易，例如福耀集团在俄亥俄州（Ohio）开设汽车玻璃工厂以及佳通轮胎在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设厂。每个项目都为蓝领阶级创造了成百上千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机会对于特朗普总统至关重要。这种“一刀切”的限制还将抑制像百度、蔚来公司（NIO）和拜腾（Byton）这类公司对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研发设施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些投资为美国提供了数百个高薪职位，并对世界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做出重要贡献。

对一个国家实施有针对性的投资限制，也将影响美国整体的外国投资环境。针对某个国家模棱两可的限制将打破美国一贯的开放传统，而这个传统正是美国经济强盛的支柱。几十年来，外国公司在美国的投资都是基于美国透明、有理可依的对外投资待遇。这些企业在美国开展业务，支持了约700万个就业机会，每年创造近900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打破这一传统意味着，这些外国企业不再能够在美国享受到政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例如，德国的一些企业会担心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因为他们的某些行为也被视为不公平贸易而招致了特朗普总统的不满。虽然不可预见性正是特朗普擅长的谈判策略，但此策略则对全球投资者亮起了警灯，影响投资者信心，将美国经济陷于危机。

最后，特朗普政府低估了中国“以牙还牙”的能力。中国已表明将对美国提出的每一项关税措施进行匹配，并可能在投资方面采取类似的回应。尽管在关税方面，美国在中国进口商品的价值方面占据上风，但投资领域的情况则截然相反，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超过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规模。如果这场贸易战蔓延到投资领域，那些目前从中国市场获利的美国企业就不得不应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美国与中国的累计直接投资交易额

为了防止贸易冲突升级到影响投资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首先，美国国会必须确保，新的FIRRMA法案将CFIUS的权限范围集中在国家安全而非经济标准之上。他们还必须确保以一种有限和透明的方式执行任何法律，将政治化和职权滥用的可能性最小化，并增强外国投资者需要的政策可预测性。此外，特朗普政府不应实施专门针对中国投资者的限制——这只会进一步损害有益投资，削弱外国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并对美国企业和公民造成实质性的经济伤害。美国不应放弃长期坚持的原则，而应通过奉行理性的投资和教育政策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确保美国仍是全球最明智、最具创新精神的投资者的首选目的地。

本文最先被刊登在《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

翻译：Jessie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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